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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新闻的概念来源和合理性基础

  摘要:中国特色新闻学具有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是立足中国文化、中国实践、中国经验而发展出来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和不断发展,深度契合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和实践规律,鲜明反映了中国国情、中国道路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闻学;新闻学;新闻舆论

中国特色新闻的概念来源和合理性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深入,新闻学研究过程中的本土化意识不断增强,立足中国本土的理论体系探索不断增多。新闻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性学科得到高度强调和重视,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新闻学界的重要使命。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并不存在中国特色新闻学,新闻学不足以作为支撑性学科存在。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国特色新闻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全面理解为何及如何发展新闻学、为何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为何及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性作用等一系列重要的学理问题。

  一、回应传播学挑战: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概念起源及流变

  中国特色新闻学进入学界视野,绝不是凭空出现,而是有其内在逻辑与历史脉络。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溯源,有助于了解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历史使命与学术担当。

  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其探索起源于1980年代初。此时,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引入引发了我国学界对新闻学、传播学的理论内涵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争论。究竟该如何看待传播学及其与新闻学的关系?又该如何发展中国传统的新闻学?一时间学界论争四起,并对新闻实践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比如,媒体有了更加明确的“受众”观念,开始重视受众;又比如,传统的新闻宣传观念在传播学影响下,重新焕发生机,更加注重新闻宣传的效果与方式、方法。

  传播学带来的学术冲击,引发了新闻学界和新兴的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198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在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上,会议提出应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1]可见,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概念首先来源于传播学对新闻学的挑战,是基于传播学视角下对传统新闻学的反思和改造。同时,也是新闻学界对构建基于中国本土新闻实践和经验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和传播学界对传播学“本土化”的反思与呼吁。随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建构逐渐受到关注。1986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话语开始进入党和政府的话语体系。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滕藤提出:“怎样形成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众传播学?要多加研讨。既不能照搬我们过去的经验,也不能对西方的东西生吞活剥。”他这里所提出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众传播学”,实际上已蕴含“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闻学”。而时任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王福如则进一步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要做好4件事:一是要发扬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光荣传统;二是要学习、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理论研究成果;三是要研究大众传播学,吸收其中有用的东西;四是要把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并以此推动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发展。[2]

  在这一背景下,学术期刊的跟进对这一理论建构予以呼应。《中国记者》杂志刊发文章倡议,“要在研究中国国情,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外国有益经验,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闻学”,并认为“加强新闻理论研究,是新闻事业的一项基本建设”。[3]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概念初步形成,其内涵及作用也基本得到界定。在这一理论倡导下,时为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副教授的卢惠民撰写出版了《社会主义新闻学导论》一书。该书用马列主义原理,在充分揭示新闻学术思想的阶级性、党派性的前提下,论述了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新闻工作的一般原则,并着重于总结、分析和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和党领导的人民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及其工作原则,并特别强调学习和研究新闻学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戴邦在评价此书时认为,该书“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体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教育理念。[4]

  许多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提出和推进,也是对西方新闻观和传播学影响的积极回应。自20世纪80年代起,去政治化思潮涌动,新闻学界一些人主张中国新闻学要“认同”西方新闻学,认为中国新闻学要“超越”,要建立“超越国界、民族、阶级、种族”的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新闻学”。[5]对此,沈世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闻学如同其他学科一样,需要吸收世界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但是在研究新闻学时,“主张全盘西化,用西方的大众传播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这对社会主义的新闻实践是十分有害的”。[5]在此思想指导下,沈世伟出版了《社会主义新闻学初探》一书。此后,仍有各种不同声音。有人认为传统新闻学内容狭窄,因而主张将其归入传播学,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也有人主张将传播学的一些内容引入新闻学,扩充为“新闻传播学”,替代原先的传统新闻学;还有人干脆提出,传统新闻学已经过时,应当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6]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传播学影响的进一步加大和新兴媒体的巨大冲击,新闻学面临着边缘化的危机,甚至有人提出“走向黄昏”[7]的论断。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弘扬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成为我国新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对此,郑保卫提出,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的目标,应当是建构一个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8]

  在寻求新闻学的主体性、本土化以及巩固新闻学学科地位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逐渐为学界所再次关注。季为民在回顾中国新闻学创立百年的同时,提出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使命和方向,认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新闻学,需要全国新闻学界秉持开放、务实和创新的理念持续探索,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推动新时代新闻学理论研究的传承、丰富和发展,努力构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中国特色新闻学。[9]尹韵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是改革开放条件下新闻传播实践的理论支撑。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最核心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科学性就在于,“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其生命力在于它“始终根据我国的国情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0]曹征海认为,中国的国情特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生动实践,必然催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11]蔡惠福、顾黎则指出,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需要学习借鉴研究西方理论,但“不能在引进借鉴中‘西化’自己,失掉自我”,而要进行“自主建构”。[12]

  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实际,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他还提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13]22他提到的“具有支撑作用”的11个学科中就包括“新闻学”在内。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讲话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时代发展,特别是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指导和理论动力。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大大激发了学界对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探索,相关成果也开始不断涌现。如,季为民对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做出系统研究。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成为中国新闻学的发展方向,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融汇东西方新闻传播科学成果,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围绕中国实践和问题推动新闻学概念、知识、理论的重构和创新,深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核心内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形成了以中国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为基础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14]胡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要做到理论与现实的高度统一,立足现实,直面问题,融汇中西,返本开新,以彻底的理论去观察新闻传播实践并赢得国际话语权”。[15]这些研究对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供了可行性路径。

  二、本土化的理论尝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概念辨析及其核心

  理解中国特色新闻学,需要首先弄清楚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才能更好地去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为此,首先要了解“中国”和“特色”这两个关键词。这也是理解“中国特色新闻学”概念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特色新闻学之所以冠以“中国”,具有两重内涵:一是要表明中国的新闻学是有自身历史文化传统、新闻传播实践和经验的,应基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去发展新闻学;二是“中国”与“特色”密切关联。所谓“特色”,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维度;“中国特色”强调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和制度。中国的新闻学正是基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相应的政治、经济体制的逻辑基础,而不是简单搬用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

  实际上,“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简称。之所以出现这一简化,是因为中央文件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下面的学科,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外,其他七大学科不用再加上社会主义。[16]如此,中国特色新闻学就更容易理解,它不仅强调要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事业、新闻工作和新闻理论,更是蕴含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这一方向的理论内涵。正如郑保卫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8]

  之所以把“中国”“中国特色”作为定语修饰“新闻学”,而不能用同样的定语修饰“化学”“物理学”等,除了上述原因,还因为新闻学及其指导的新闻舆论实践,始终站在意识形态的前沿,与政治制度息息相关,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属性,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17]84。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而存在。

  简而言之,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产生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闻事业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立足于中国实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吸收外来优秀理论成果,总结新闻传播实践经验和教训,不断推进理论研究的结果。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发展是创新和发展的学科结果,其根本在于“立足中国国情”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三、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合理性基础

  针对正在兴起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有学者就此表示质疑,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吗”[18]这一反问,其意即不存在“中国特色新闻学”。这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特色新闻学以及如何理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争论。

  有研究者从5个方面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合理性做出辩护。第一,“中国特色”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第二,新闻学界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特定的背景。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学主要靠移植西方新闻学理论难以实现理论创新;以党性原则、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新闻体制,需要中国新闻学界开展理论阐释;在全球传播、世界新闻学研究视野下,提出中国当代新闻学的“中国主张”。第三,中国特色新闻学主要是指狭义层面的新闻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闻学。第四,中国特色新闻学是对新闻学的继承与创新,具体表现在对具有共性的新闻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的“突破”,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基本原理与时俱进地“有所突破”,对中国新闻学党报理论“有所突破”。第五,新闻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合理性。[19]新闻学本身就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学科。这一研究虽然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做出了辩护,但也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

  首先,理解中国特色新闻学,不能陷入“就学论学”之中。在看待“中国特色新闻学”时,把中国特色新闻学纳入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中进行考察未必妥当。对中国特色新闻学合理性的辩护,不能囿于纯新闻传播学学科的视角,不能把中国特色新闻学仅作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分支来看。

  “中国特色新闻学”虽然冠有“学”之名,但它绝不是简单的一门学科而已,更不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闻学”,而是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指向的。正如陈昌凤指出的,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这一过程中,有些基本问题需要廓清,“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应该包括从理论到历史、从实务到经营管理的各个面向的内容,这样才能构建出丰富而立体的学科体系”。[20]换言之,中国特色新闻学建构的是整个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宏观的理论意义。

  其次,理解中国特色新闻学,考虑其新闻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必要的,但这并非是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全部理由。诚然,在论述中国特色新闻学时,提出“是否存在德国特色新闻”,是忽视了“中国特色”的特殊意涵,它不是一个基于地理位置的概念,正如我们讲“西方国家”绝不是地理位置处于西半球的国家;把新闻学与物理学作类比,忽略了新闻学作为一门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学科与物理学这种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这种“等号”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是,仅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认识中国特色新闻学并为其合理性辩护还远远不够,“中国特色”更要突出强调新闻学如何源于中国经验,如何指导中国新闻实践。

  再次,只有全面认识“中国特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合理性。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认为“中国特色”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以及其后被赋予了“中国道路”的新内涵,并由此指出“它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继承,同时又不能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完全划等号”。[20]这种观点强调了政治内涵,但对学科内涵缺乏足够的阐释,因此也有一定的片面性。

  理解“中国特色新闻学”概念中的“中国特色”,应从4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层面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其实践脉络,即“中国特色”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结合中国国情而发展出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意识形态的定位,是最高层次。第二层面是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模式和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基于国家发展模式意义上理解。第三层面是指中国新闻学应源于中国实践且能够指导中国实践,即“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第四层面是学科属性。当讨论到每一个学科之时,为何有的学科可以冠以“中国特色”,有的学科却不能时,这就要看这个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强烈与否,受政治制度影响的程度大小等。语言学、物理学是普遍性的学科,无论哪个国家,其发展程度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并没有基于实践产生不同理论模式,意识形态属性和受政治制度影响的程度较弱。但即便如此,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也不可能做到去政治化,很多新兴技术背后都有政治因素的影响。

  强调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构,可以说是对曾经一段时期内新闻学“去政治化”现象的一种回应,试图把“政治拉回来”。毕竟连科学技术都很难摆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何况意识形态属性强烈的人文社会科学。否认其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并不存在“去政治化”“无政治”的新闻学。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必须遵循新闻工作规律和学科建设规律,政治更多的是以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立场判断等方式存在。从这个角度讲,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也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体现。

  中国特色新闻学要体现在整个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和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中,体现在新闻学教学的内容、观念、导向中,体现在学术和研究概念、理论、旨意乃至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上。尽管国外新闻学在一些国家和大学逐渐被取消,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学失去了学科的主体性和学术地位,而

作者:叶俊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闻与传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