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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背景下食品安全事件的刑法应对

时间:2011-12-24作者:冯骁聪来源:中国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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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关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体现出了风险社会的鲜明特征,足以表明我国社会正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

  摘要: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关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体现出了风险社会的鲜明特征,足以表明我国社会正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逐步过渡。风险社会背景下,传统刑法无论在观念、功能还是刑罚目的上都发生了变迁。为应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我国刑法需从刑事政策、刑事法网、罪名体系、刑罚制裁四个层面相应进行调整。

  关键词:食品安全;风险;风险社会;安全保障;

  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涉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更是与国民的整体素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从当时震惊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到近期的“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塑化剂事件”,形形色色的食品安全事件如同倒塌的多米诺骨牌一样高频率地发生,不断刺痛着公众的敏感神经。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社会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逐步过渡。防控食品安全事件,有赖于各方面社会机制的多管齐下。而作为“和平时期最具强制性的力量”,刑法在控制食品安全事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风险社会的图景展现

  最大限度地保障安全和规避风险是人类社会不断努力的永恒课题,然而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正逐渐进入风险与隐患丛生的时代。并且这种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有了很大不同,它们更难预测、更难捉摸,并且影响范围更宽广,带来的破坏性也更严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将这种社会发展阶段概括为风险社会,并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风险社会理论。贝克认为,风险是“工业化的大规模产品”,与传统社会的危险不同,它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相关,因此贝克将风险界定为“一种为应对现代化自身所产生的公害和不安全因素的系统性的方式”。

  而所谓风险社会就是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变革,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源于人类实践活动自身的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的生存产生严重的威胁,而人类对此难以控制的一种状态。

  存在于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如下显著的特征:第一,风险难以被事先预测。由于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有限性,人类对于自身活动可能产生的威胁无法根据经验法则预知其发生的几率。第二,风险难以被人力所感知。与传统社会的危险(如自然灾害)相比,风险社会的风险不能直接被人类的感官所直接感知,它们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中(比如食物中的毒素或核威胁),需要借助科技手段去发现。第三,风险具有主观人为性。风险产生于人类自身的活动与决策,因而介入了人的因素。“与早期(包括工业社会时期)不同,风险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并不缺乏源自外部的危险。换句话说,风险取决于决策者,他们是由工业制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政治反思性的”。第四,风险具有时空上的延展性。风险所带来的危害并非针对特定的个人,而是针对不特定的群体,甚至是整个人类,因而在空间上具有全球性的特征。同时风险所带来的损害可能在长时间内发挥作用,甚至影响人类几代人,因为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

  相对于传统的工业社会,风险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风险的内源性。人的决策和行为都与风险的产生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风险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现代化的发展让人类活动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风险的触角也随之延伸。概括而言,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如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第二,由于社会矛盾激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如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第三,由于新技术的应用和人类能力的有限所带来的技术风险,如各种交通事故、核泄漏事故等。其中第三种技术风险,危害最为严重,人类对其的预测和控制也最为棘手。本文所探讨的食品安全事件,即属于前述第三种的技术风险。

  二、风险社会下我国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要特征

  在经济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我国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令人应接不暇的食品安全事件正在不断地侵蚀公众对于食品安全最基本的信任。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的分析,是有效防控食品安全事件的基点。从宏观上来考察,食品安全事件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食品安全事件的危险源往往来自食品加工领域。一般而言,食品走向餐桌要经历原材料生产、原材料加工、制成品销售这三个环节。从危险源的产生领域来看,食品安全事件中危险源往往来自食品加工领域。这是因为,原材料生产阶段往往采用传统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在自然规律自发地作用下,食品的成分并不会随意发生改变;食品的销售阶段往往只涉及商品的流通,随着食品保鲜技术的进步食品在销售环节也不容易出现危害人体健康的危险。而在食品的原材料加工阶段,往往是生产经营者运用现代工业技术手段,对食品进行加工使其更加适宜地能够食用。在利益的驱动下,经营者置商业道德和法律法规于不顾,对食品原料进行非法加工,使其具有危害人体健康的属性。这也印证了风险社会中风险往往来自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具有内源性的特点。

  第二,食品安全事件往往以非法添加化学物质作为行为特征。食品安全事件的行为方式往往表现为食品加工者在食品原料中非法添加物质。在食品原料的过程中,为了改善食品的品质和色、香、味以及防腐保鲜的需要,往往需要在原料中添加食品添加剂。

  合理使用添加剂并不会危害人体健康。但食品安全事件中的生产者,往往非法在食品原料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从而引发食品安全事件。

  第三,食品安全事件波及范围广,往往造成众多人员伤亡的结果。由于市场经济开放性的特征以及现代物流业的发达,商品往往在几个省范围内甚至全国范围内流通。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往往波及上述范围内的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受害者具有不特定的特点。同时,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往往造成大面积受害人伤亡的结果,如2004年“阜阳大头娃娃事件”蛋白质含量不合格的奶粉共造成12名婴儿死亡,1998年山西朔州假酒案造成27人死亡。

  第四,食品安全事件中的责任人往往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其主观目的。食品安全事件中的责任人往往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

  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实施的行为较之泄愤报复等动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行为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有相对固定性,生产者往往长期固定实施某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直到案发。

  第五,责任人事后往往积极寻求“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贝克在其著作《解毒剂》中,首次提出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这一概念。他指出“公司(生产者)、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的风险,然后再制造一套话语在事后推卸自己的责任”。

  食品安全事件的责任人在事后体现出鲜明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特征,他们往往编造相应的自然原因作为理由相互推诿从未推卸自己的责任。如在“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企业、奶农、质监局等各方责任主体纷纷推卸自己责任,对于事件的最终解决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三、风险社会下传统刑法的变迁

  (一)刑法观念从单纯重视个人权利维护到重视社会安全保障

  自古典学派发端以来,刑法的基本观念在于限制刑罚权的恣意发动,从而保障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国民的基本人权。受自然法观念的影响,古典学派认为国家刑罚权源自自然状态下社会成员为了保全自己的权利而将部分权利做出让渡,并且社会成员希望让渡出来的权利越少越好,权利让渡的界限就是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的必要。古典学派开山鼻祖贝卡利亚指出“:无疑每个人都希望交给公共保存的那份自然尽量少些,只要足以让别人保护自己就行了,这一份份最少量的自由结晶成刑罚权,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而不是公正,是杜撰而不是权利。”近代以来刑法的重心在于防范国家公权力无限度地介入市民社会生活,为了限制司法权和行政权而实行罪刑法定,为了限制立法权而崇尚罪刑均衡与刑罚人道。然而如前所述,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无法预知性和巨大的破坏力,风险一旦发生将造成,将对社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传统刑法重视个人权利维护,关注人权和自由价值,这种刑法观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即刑法只能在必要而尽可能少的情况下发动,并且应该是宽容的。然而现代社会,安全是整个社会赖以存续的前提,尤其在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之后,安全价值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安全是自由与人权得以实现的前提,没有社会安全有序的运行,自由与人权都将成为空谈。因而刑法的观念也由重视个人权利维护向重视社会安全保障变迁。如大量行政犯的出现,极大地动摇了犯罪的伦理违反性的观念;对未遂犯、危险犯甚至预备犯的处罚,也极大地动摇了犯罪的法益侵害性的观念。风险社会下的刑法将以保障整个社会的安全作为其价值取向。

  (二)刑法功能从单纯注重法益保护到注重风险防范

  自从“法益”这一概念诞生以来,它就与传统刑法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所谓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生活利益”。法益已经成为客观主义刑法理论的核心范畴,不仅犯罪的本质要从对于法益的侵害得到说明,犯罪的处罚根据也只能从对于法益的侵害进行解释。此外法益还能为刑事立法提供合理性根据,为分析违法性的本质提供根据,为刑法解释提供解释论根据。客观主义视角下对行为人科处刑罚的根据就在于其行为对某种法益造成了实在的侵害,即行为造成了客观实害。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一般以处罚既遂犯为原则,只要当分则条文明示时方处罚未遂犯。对于法益的保护是近代以来刑法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取向。当人类进入风险社会之后,风险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由于风险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刑法不再固守传统的法益观念,放任风险的发生,否则将会给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德国学者金德霍伊泽尔教授认为,“今天的刑法不仅是对侵害的反应,而且它还有这样的任务:使保障社会安全的基本条件得到遵循”。刑法在保护法益不受侵犯的同时,需要承担起风险防范的功能。具体体现是将调整的行为前置化,即不待行为对法益造成了实害的结果,只要行为具有侵害的具体危险甚至是抽象的危险即可成立犯罪,因此大量的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被刑法所规定,刑法也开始处罚未遂犯甚至预备犯。德国学者将刑法的这种转变称作“安全刑法”,它“以行为的危险性为前提,只要应受处罚的行为具有威胁法益的危险刑法就应当在该危险变成现实之前提前介入”。刑法调整的前置化,即“犯罪成立的界点在时间维度上不断前移的事实,彰显了现代刑法容忍度的降低及由此产生的刑法之网的扩张”,表明刑法在风险社会中担负起了风险防范的功能,对于安全价值的维护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价值。

  (三)刑罚目的从偏重惩罚到偏重预防

  刑罚的报应观念起源于原始社会同态复仇的观点,近代以来刑罚的报应观已经被罪刑均衡原则所醇化,从恣意的报应转化为理性的惩罚。惩罚一方面是刑罚的理性根据,刑罚的质与量都由惩罚的必要所决定;另一方面惩罚犯罪也是刑罚所追求的目的之一,国家为了惩罚犯罪而施以刑罚。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国家必将调整其安全管理方略,重视对风险的防范,体现在刑法之上,就是刑法功能主义的提倡,刑法功能主义是指“刑法要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而不是一般地解决刑法的惩罚性问题,因为所有刑法规范的存在都不是为了存在而存在,而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存在”。刑法功能主义之下,刑罚在追求惩罚的同时更加偏重对犯罪的预防。其具体表现为,观念上倡导量刑个别化观念,量刑活动中重视人身危险性的作用,对累犯加重处罚,行刑活动中推行刑罚执行的社会化,对某些轻罪犯罪人实行社区矫正,此外对尚未构成犯罪但体现出严重人身危险性的行为实行保安处分。刑罚的预防目的,有利于矫正犯罪人的危险性格,有利于其回归社会,无疑有助于风险的防范和安全的维护。在刑法功能主义范式之下,刑罚积极追求其预防目的表明刑法不再是对犯罪的被动、消极的反应,而是主动承担其在社会系统中的积极功能。四、风险社会刑法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具体应对(一)重构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刑事政策根据其作用的领域不同可以分为宏观的刑事政策和微观的刑事政策,宏观的刑事政策指导整个国家的刑事立法、司法和行刑,而微观的刑事政策则制约着对与某类甚至某种犯罪的定罪量刑活动。

  食品安全刑事政策无疑属于微观层面的刑事政策,要受到宏观的刑事政策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约。对于食品安全的刑事政策,可以从最高司法机关近期发布的一系列通知中得以窥见。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其近期发布通知中强调:“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及相关职务犯罪务必依法严惩,特别是对影响恶劣、社会关注的重大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判处”。对该通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食品安全的刑事政策强调对食品安全犯罪从严打击的一面。不可否认,食品安全犯罪社会危害性严重,民愤极大,对其从严处罚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严”的精神。但不容忽视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宽”与“严”之间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以实现“相济”的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也指出:“要正确把握宽与严的关系,切实做到宽严并用。既要注意克服重刑主义思想影响,防止片面从严,也要避免受轻刑化思想影响,一味从宽”。因而,一味强调从严的食品安全刑事政策背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反映出了重刑主义倾向,不利于刑罚发挥最佳效果。对于食品安全刑事政策不应忽视“宽”的一方面,应充分发挥“从宽”对于改造犯罪人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具体而言,对那些致多人死亡等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食品安全犯罪,符合死刑适用条件的应适用死刑,体现“严”的精神。对于初犯、偶犯以及事后积极挽回危害结果,未造成人员伤亡的危害食品安全行为,应适用从宽处罚,采取管制、缓刑等非监禁刑,从而有助于行为人回归社会,发挥“宽”的作用。

  (二)严密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法网

  有学者在考查犯罪圈严密程度与刑罚严厉程度的关系之后,提出了二者关系的四种对应模式:“一是不严不厉,二是又严又厉,三是严而不厉,四是厉而不严”,并认为严而不厉,即犯罪圈严密而刑罚轻缓是最为理想的治理模式。对于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刑法规制,首先要严密刑事法网。经过数次刑法修正案形式的修改,我国刑法对于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刑事法网已趋于严密,刑事法网的范围主要包括:刑法分则第2章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15条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3章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225条非法经营罪、第6章第408条之一的食品监管渎职罪。从其侵害的同类客体来看,既包括公共安全,也包括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生命健康权利、市场管理秩序和国家机关的威信。然而,从应对风险社会食品安全问题的角度看,我国刑法的刑事法网仍存在不严密之处。首先,对某些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刑法介入仍然显得滞后,如刑法143条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规定为具体危险犯,以“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的食源性疾病”作为其成立条件。而“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的食源性疾病”的具体危险有赖于裁判者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势进行判断,这显然是一种事后的判断,而这种具体危险一旦任其发生而不加以阻止就会发展成为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刑法将本罪设定为具体危险犯不足以应对其产生的风险。其次,刑事法网仍然遗漏某些具有危险性的行为,如大量持有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这种行为虽然并无现实的紧迫的危险,但行为人持有的有毒有害食品一旦流入社会就会造成难以预料的损害。严密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法网就应从上述两方面入手:首先,刑法应提前介入某些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将刑法第143条修改为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了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就应成立本罪,而不考虑行为所产生的具体危险,从而将这类行为的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其次,应增设危害食品安全的持有型犯罪,在刑法第143条、第144条之后各增加一款,规定持有上述物品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三)协调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体系

  我国食品安全的罪名分布较为分散,也存在着罪名体系整体不协调的问题。首先是对于法条竞合处理的问题,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危害到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时,如何认定其具体的罪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往往会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如果一律将其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刑法第144条就有被架空的危险。其次,司法解释对某些行为的定性缺乏科学性,为应对某类行为的打击需要,司法解释往往会将某类刑法未规定的行为规定为按刑法某个条文处理,而罪刑法定主义又排斥入罪的类推解释。为了既满足打击需要又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司法解释往往将某类刑法未规定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定“口袋罪”之中。如司法解释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饲料中添加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使用的药品时,按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处理。然而非法经所侵害的客体是市场经营秩序,往往体现为不具有经营资格的主体对特定的体现国家管制的领域进行经营。显然在饲料中添加禁止添加的药品的行为不具有这类特征,其危害的恰恰是与市场经营秩序无关的食品安全。同时将这类行为按照非法经营罪处理也不利于实现罪刑均衡和打击的效果,非法经营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而《刑法》第143条、第144条的法定最高刑分别为无期徒刑和死刑。协调危害食品安全的罪名体系,首先对于危害食品安全法条竞合的处理,一般情况下应遵循特别法条优于一般法条的原则,即相对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般法条,《刑法》第143条、第144条属于特别法条,应优先适用各该特别法条,从而防止其在司法适用中被架空。当适用特别法条不能实现罪刑均衡时,应在竞合的法条中选择能够实现罪刑均衡的法条。如刑法第143条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当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适用无期徒刑仍不足以实现罪刑均衡的诉求时,应适用刑法第114条的法定最高刑死刑。其次对于司法解释所纳入的行为应按其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和行为特征进行合理的处理,对于饲料中添加禁止添加的药品的行为应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规定处理,从而实现罪名体系的协调与统一。

  (四)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制裁

  首先,增设食品安全犯罪的特别累犯。累犯表明了行为人无视刑罚体验的事实,因而征表了行为人较为严重的人身危险性。特别累犯则是立法者为了预防某些特别严重的犯罪的发生,规定在前罪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之后任何时候再犯这些犯罪中的任何一种的,都以累犯论处。《刑法修正案》(八)将特别累犯的种类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三类,表明立法者对这三类严重犯罪社会的强烈否定性评价。在食品安全犯罪日益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情况下,有必要规定食品安全犯罪的特别累犯,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类罪都纳入特别累犯的范围。特别累犯的规定使得行为人在初犯之后,有所警醒,为累犯的不利后果所威慑,控制自己不再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

  其次,对食品安全犯罪增设终身禁止从业的资格刑。对于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增设终身禁止从业的资格刑。行为人再次申请从业的,将不予许可登记,使其无法再进入食品安全生产销售领域,剥夺其再犯的能力。为了保持刑法典的稳定性,可以考虑在分则的有关条文中规定该项资格刑。

  再次,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财产刑。一方面应提高罚金刑的处罚力度,《食品安全法》第84条规定:对违反有关规定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而经过修订的《刑法》第143条、第144条并未对罚金的裁量标准作出具体规定,而有关罚金的总则性司法解释仅规定罚金不得低于1000元。

  与《食品安全法》的行政处罚措施相比,刑法的罚金数额畸轻,不仅不能对食品安全犯罪产生威慑,更与刑法发动的最后手段性相抵牾,使得刑法与一般部门法的关系变得混乱。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通过数额与经营数额相结合的方式明确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数额的裁量标准应是较为理想的选择。另一方面,应厘清《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与《刑法》规定的没收财产刑的关系。从形式上看,二者都是将行为人所有的财物收归国有,但二者的法律性质截然不同。没收违法所得是指行为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行为所获得的财产性利益无偿收归国有的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其强调所得取得的非法性。而没收财产刑则是将行为人一切所有的个人财产收归国有的刑罚种类,其并不考虑财产取得的性质。二者的关系上,对危害食品安全的没收财产刑可以针对没收违法所得所剩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样体现了刑法的补充性地位,又发挥了刑罚的剥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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