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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入刑问题之考量

时间:2011-09-30作者:赵新彬来源:中国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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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11年2月25日审议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规定了“醉驾入刑”。在肯定和期待“醉驾入刑”能更好地发挥刑法预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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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11年2月25日审议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规定了“醉驾入刑”。在肯定和期待“醉驾入刑”能更好地发挥刑法预防和惩治醉驾行为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惩治醉驾行为固然需要刑法规制,需要对“醉驾入刑”与现行犯罪刑罚体系的融合进行科学的设计和安排,但刑法的谦抑性、传统酒文化的影响、法律信仰的缺失等也是整治醉驾行为不容忽视的因素,要在全社会减少或消除醉驾行为,需要社会综合治理,以消除其存在的土壤。

  关键词:醉驾入刑;危险犯;刑法谦抑;刑罚

  一、醉驾入刑的主要原因

  面对频发的醉驾惨案和醉驾治理的乏力,人们普遍呼吁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予以规制。审视我国现行治理模式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笔者以为,醉驾入刑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一)醉驾现行控制模式的失灵

  随着我国人均机动车保有量的大幅增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业已成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其中,醉驾行为所导致的交通事故比率一直居高不下。有关醉驾所导致的恶性交通事件,更是频繁见诸媒体报端。

  笔者认为,导致醉驾肆行的主要原因,一是受中国传统“酒文化”的影响,普通人用餐喝酒、感情交流自是常态;公款喝酒宴请,宾朋满座,把酒言欢也成普遍现象;生意场上日日笙歌更是司空见惯。二是行政处罚过低、执法手段失范和不力,导致大量醉酒驾驶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和惩戒。行政执法中,违法成本过低,难以惩戒和震慑不法人员。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国外对此处罚如韩国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1000万韩元以下罚金。而且现实中,执法人员以罚代管的现象突出,人情车、特权车大量存在,执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都有待商榷。三是刑事立法的相对滞后,我国对于醉驾导致其他犯罪的,有相应的规定,但对于醉驾行为本身,并未规定单独的刑罚。尽管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对于醉驾的惩治,有行政和刑事等方面的规制措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醉驾行为作出了详细的行政处罚规定,刑法则从交通肇事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醉驾这一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作出了不同幅度的刑罚规定;在民事责任的承担方面,也对醉驾者规定诸多不利后果。就目前情况看,我国针对醉驾行为的控制制度的设计,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完善的。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从公权力执法层面看,滥用职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屡有发生,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公信力和威慑性;从醉驾者个人角度看,在当前法律意识仍有待加强,生命教育严重缺失的情况下,漠视他人和自身生命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一切导致醉驾不仅屡禁不止,且呈日趋高发的态势,即使在公安部多次开展“醉酒驾驶整治行动”和“醉驾入刑”已进入争议白热化状态的过程时,仍不断发生诸如“河北大学校园醉驾致大学生死亡”,“谷青阳醉驾致四少年死亡”的诸多惨剧,同时还发生了“交警向权贵者下跪”、“‘我叔是金国友’之辈殴打交警”等践踏法律的丑剧。在法律缺乏被信仰,滥用公权力和公权力介入不当等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有关现行控制模式有效性的论断,都将变得苍白无力和让公众不屑、不耻。

  (二)中国刑法传统意识的影响

  在我国刑法思想史上,历来强调的是刑罚的威慑功能,主张以重刑惩治犯罪,从而实现预防和打击犯罪的目的的观点非常多见。先秦时期法家著名思想家李斯即主张严刑峻法,强调刑罚的威慑功能,甚至主张通过重刑来消除犯罪,实现维护社会治安稳定这一目的。在法家的思想里,刑罚并非是专门为了惩罚犯罪的人而设置的。

  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惩治犯罪,达到杀鸡骇猴、杀一儆百的效果,威吓社会上那些有犯罪思想的人,从而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与法家不同的是,儒家强调“德主刑辅”,重视伦理与道德的融合,在设置刑罚的过程中,重视犯人的内心动机,强调刑罚的教育和感化作用,主张通过厚德以挽救教育犯罪人,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特殊预防,同时,儒家也强调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即所谓的“防患于未然”。这种传统不仅对我国刑法的理论和实践,也对公众的刑法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1](P372)。

  因此,当一种犯罪现象产生和数量不断增长的时候,立法者、法学家和公众通常想到的是刑法典或新的惩戒性法令,会想到这种容易但易引起错觉的补救方法。醉驾入刑,固然对遏制醉驾行为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难免具有使人们觉得国家规避了自己的责任,籍希望采取一劳永逸的手段,而忽视尽管更困难但更有效的预防性和社会性的补救方法的嫌疑。

  (三)醉驾入刑拥有的理论基础

  醉酒驾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从公安部布置开展整治醉驾行动以来,各地相继查处了大量的醉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恶性案件,血淋淋的惨案一再证明,醉驾对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伤害。及时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是刑法所追求的终极价值,从这个角度看,醉驾入刑有利于实现刑法人权保障的终极价值。也只有刑罚这剂猛药才能敲响警钟,震慑抱有侥幸心理的醉驾者。而且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醉驾行为主体一般都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当然这也是驾车人取得驾照的资格要求,驾车人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醉酒行为以防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却没有有效控制,这也是“醉驾行为”应负刑事责任的基础。另外,我国刑法明确规定,醉酒后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醉酒后人的意识和自控能力虽然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但不能因为醉酒导致能力受限而影响其承担刑事责任,因为这种状态是醉驾者先前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时自行所导致的。

  二、醉驾入刑引发的争议

  (一)是否违背刑法谦抑性谦抑,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者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刑罚的其他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抗制犯罪[2](P6)。

  意即,当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产生和滋长时,如果采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措施和方法,仍然无法有效抑制的时候,才得以采用刑法的方法,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科以刑罚。这里的谦抑性更多强调的是其最后性,即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把某种违法行为予以刑法规制,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动用较重的刑罚,立法要有人文关怀,要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从此角度看对醉驾行为的认识,很多人都认为,醉驾行为成为“社会痼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又有现代法制和生命教育的缺失;既有立法层面的,又有司法和行政执法层面的因素,等等。对于醉驾,产生原因的多样性,就导致惩治措施的多元化,应当寻找一种综合的、社会的救治办法。况且,醉驾不可能仅仅通过刑罚就能予以消灭的,而只能将其遏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刑罚作为抗制犯罪的主要法律手段,具备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正如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耶林指出:“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3](P127)因此,那种迷信刑罚的威慑力,尤其是迷信重刑对未然之犯罪的遏制效果,以及对已然之犯罪人的矫正功能的观点是不足取的。

  秦前红教授认为,醉驾入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其必要性还值得商榷,在目前情况下,醉驾入刑的时机并不成熟,从刑法谦抑的角度考虑,醉驾应暂缓入刑。也有部分人认为,对于醉驾行为的控制,现行的法律体系已比较完备,而且通过前一段时间各地陆续开展的运动式严查和大力整顿,酒驾现象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因此,现行控制模式的作用还是具有可挖性的,在现行制度还未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情况下,醉驾入刑有违刑法的谦抑精神。转贴于中国论文库 http://www.lwk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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