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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日常生活想像及嬗变

时间:2012-03-24作者:张慧敏来源:中国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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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慧敏摘要:日常生活及其批判作为一个问题源于西方现代性的展开,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然而,从“五四”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开始,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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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慧敏摘要:日常生活及其批判作为一个问题源于西方现代性的展开,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然而,从“五四”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开始,中经左翼文人的激进批判和建国后政治对日常生活书写的压抑,到新时期以降对日常生活热烈拥抱,由于日常生活自身的复杂性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使得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对其作出判然有别的价值判断。

  关键词:二十世纪中国;日常生活;知识分子;现代性

  文章编号:1001-490X(2012)1-186-03作者: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甘肃,兰州,730000答案是肯定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剧烈的社会变革,尤其是上世纪末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从沿海城市到内陆乡村,现代社会生活场景随处可见。一方面,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使人们的日常生活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从大城市的购物广场到乡村小镇的街头巷尾都被琳琅满目的商品、广告等所覆盖,成为普通大众日常的消费用品;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消费社会的管理模式、文化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引进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被各种繁复的规章制度、科技理性所规范。因此,“日常生活”这样一个崛起于20世纪中国的概念,同样需要被置放在现代性语境之中。自上世纪初,日常生活就已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中,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批判与超越。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及人民大众对日常生活这一概念或基本的生存样态在认识上也经历了诸多波折与深刻变化。

  一“五四”作家对日常生活问题域的开启

  近代以来,中国在对外战争与外交中的屡屡失败,使得一代代的有志之士投身于时代大潮,孜孜不倦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重大领域的改革或革命,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梦想。但是,“一切宏观领域或高级意识形态内的改革都必须落实在具体生活细节的改革中,也只有在日常生活得以现代化之后,意识形态和宏观领域内的社会变革才能实现。”①日常生活这样一个在社会结构中最具奠基性的领域,如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虽然由于传统秩序的强大而变化缓慢,但仍不可避免受到影响而开始动摇。

  “五四”知识分子是20世纪较早关注日常生活问题的一代。“五四”贯穿着一条强大的、作为现代性冲动的启蒙理性线索,伴随着这种冲动,日常生活作为一个范畴开始出现在“五四”作家的笔下。然而,他们对日常生活却大都持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旧有的日常生活方式已成为桎梏中国全面进步的沉重枷锁。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宣称,传统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礼教束缚如男女授受不亲、三年不改孝道、君臣父子夫妇相从属等都是对个人主义的践踏;而现代生活乃是以经济为命脉、以个人的独立为伦理准则,因此,孔教实在已经不适合现代的日常生活。显然,“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日常生活的批判是以西方为参照而进行。不同于陈独秀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弊端、引进西方文明观念,张竞生则从具体的生活内容诸如衣食住、科学、职业、艺术、体育、性育、娱乐等七项而入手,身体力行地建立一种可操作和实行的新式生活。他的规划一切都借助于西方人的长处,意欲建立一种健康、卫生、生动、自由的日常生活。虽然他的日常生活想像在当时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其中的一些生活细节和设施在今日实际都已成为现实),但却使启蒙知识分子们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想像变得具体而切近。

  “五四”知识分子的激进言行也传达出此时期中国日常生活的过渡性特征,即一方面追求现代性首先要有物质生活的进步,文化的物质性尺度在此时占据着现代性价值中的首要位置。从“五四”时期的小说、戏剧中都可以看到物质化常作为重要的背景而出现;另一方面现代性的这一目标www.lwkoo.com在20世纪中国特定的历史中却一再被遮蔽。受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五四”知识分子大多都将焦点集中在政治革命、文化启蒙等精神性目标,从而使日常生活这一概念沦为低级的被批判对象。

  有的甚至对其发出诅咒,如徐志摩和李金发写于“五四”的同名诗歌《生活》。李金发诗中渗透骨髓般的死亡意识和徐志摩诗中妖魔化的毒蛇感受成为典型的“五四”知识分子之日常生活观。从此也可看到中国文人在物质文明与都市进程中对现代性的抵触与感伤,看到在19世纪法国波德莱尔那里就已出现的所谓启蒙或物质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悖论,后者正是对现代性的拒绝与感伤。比起陈独秀、徐志摩以及其他“五四”的风云人物来,鲁迅对现代日常生活的书写更为深刻。

  他在《端午节》、《幸福的家庭》与《伤逝》这三篇小说中既描绘了方玄绰、“他”和”涓生这样一些为柴米油盐所困的知识分子在现代日常生活牢笼中的困境,又辩证性地刻画出他们的种种抵抗与超越,甚至还关联到女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

  显然,鲁迅并非一味地怀疑、贬损甚至否定日常生活,在《朝花夕拾》中就能看到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抵抗与诗意的一面。

  在鲁迅这里,文学与日常生活之间呈现出的是一个栩栩如生的辩证法。

  总之,中国在由传统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与西方两种范式之间对于现代日常生活的想像、批判、诅咒等不仅开启了日常生活的问题域,而且奠定了此后几十年知识分子对于日常生活的想像基调。

  二左翼文人对日常生活的激进想像

  三十年代,五四落潮。此后曾出现过一个描写闲适日常的小高潮,例如张爱玲对大城市中没落的旧式家庭日常生活的细腻描写、苏青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体验出发表现的女性意识等;散文创作更为丰富,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等人孜孜不倦地专注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林语堂所办的《论语》、《人间世》以及《宇宙风》等刊物专门刊载表现日常生活的小品文,所追求的乃是闲适幽默之风格。可以说,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学趣味,并创作了大量以日常生活为题的作品,这些作品无关国家政治,也远离阶级斗争,一味地专注于一己的个人生活、市井风情,他们希望能在花鸟虫鱼、油盐酱醋、家长里短乃至风花雪月中看出人生的况味。其实,这些作品在趣味风格上或是沉蕴舒缓的情感、或是不紧不慢的叙事节奏、或是幽默超然而自得其乐,虽小情小调而又具体实在,在当时应该说颇受部分文人或市井读者的喜欢。

  然而时代的基调已然变色,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可谓正值多事之秋,国民党不断地围剿共产党,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国内还有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尖锐的矛盾。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沉溺于小家庭日常生活的书写,陶醉于花鸟虫鱼的絮叨,那种幽默闲适的调侃、小资情调的叹息显然是极不合时宜的,终究与社会大局有些脱节。因此,左翼作家或理论家对于那些写日常生活题材的、尤其是以一种不加批判甚至玩味心态反映日常生活的作家发起猛烈的攻击,先后发起多次论战,如鲁迅与梁实秋、林语堂之间、左翼对苏汶、胡秋原等所谓“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等。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就对国统区“反动文艺”中的一类做过如此的概括与批判:“还有‘第三种’作品,用的是新文艺的形式,表面上可以不接触政治问题,但所选择的题材都以小市民的落后趣味为标准,或布置一些恋爱场面的悲喜剧,或提出都市日常生活中一两点小小的矛盾而构成故事,或给小市民发泄一点生活上的小牢骚而决不致引起对现社会统治秩序的根本怀疑。”②这是从左翼发展到延安时期的必然后果。比起“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否定来说,左翼时期的文人其实有了更为鲜明的指向性。

  对普通市民、知识分子日常的否定被代之为以对底层大众生活、对革命与斗争之崇高的高扬。如左翼诗人蒲风在30年代的诗歌《生活》所展现是的就是一种永不停歇、勇往直前、带着一种崇高悲剧意味的精神姿态。如果说蒲风的“生活”还带着一种很强的观念性的话,走向延安的何其芳的“生活”就实在的多了,他的诗《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已经完全走出了《画梦录》的时代,走出个人性狭隘的生活,迈入社会进入了大集体那更“广阔的生活”,他“将个人超越性的知识分子生活与日常的个人性的生活对立起来,他终于不能割断自己与日常生活/大众生活的忙碌庸俗的联系,但他又从个人性的忙碌庸俗的日常生活中很快(没有过渡地)上升到了为了自由的与广大劳苦民众共命运的连结之中,将日常性个人生活在实在的生活中超越到了一个伟大的意义上。”③其实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就被规定了方向,文艺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被阉割过的日常生活受到政治的热情拥抱,充当了革命理想的代名词,成为了革命及其文艺既需依赖又必须超越之对象,而当左翼及延安文人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发展到过渡激进的方向时,(日常)生活的丰富性也就被完全抽干而成为一个空洞的政治理念。而这一理念则将要继续被带进新中国。转贴于中国论文库 http://www.lwk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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