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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犯罪的法经济学分析

时间:2011-05-22作者:王 青,贾国发来源:中国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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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恐怖主义犯罪与经济因素存在重要的关联:一方面,恐怖主义活动需要经济基础作为保障,
物质支持是恐怖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另一方面,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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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恐怖主义犯罪与经济因素存在重要的关联:一方面,恐怖主义活动需要经济基础作为保障,
物质支持是恐怖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另一方面,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认识和研究恐怖主义犯罪的重要分
析工具。糅合多种学科资源、具有鲜明学术特色的法经济学为解决恐怖主义犯罪这一全球问题提供了独特
的视角,其强大的解释力和研究进路将引领国际反恐事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恐怖主义犯罪;法经济学;成本与收益
[中图分类号]D90-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1)02-0203-03
    哈耶克曾指出:“学科专门化划分造成的恶劣影响,没有哪个能比得上其在两门最古老的学科,即经济学和法学里所造成的影响那么明显

。”[1]1对于经济学与法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认识古已有之,“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

要求而已。”[2]当代蓬勃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也常被用来分析和检验法律的形成、结构、运作、绩效及未来发展。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法律规

范进行量化的、实证的分析,突破了传统法学研究基于学说的逻辑自足和维护现成法律秩序的需要、偏重于定性研究和应然分析的不足,克服

了法学理论中的某些僵化论断和方法局限,改变了低效率的法律运作机制遭遇到的现实冲击[1]Ⅰ-Ⅳ。被喻为21世纪“政治瘟疫”的恐

怖主义犯罪,给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运用法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恐怖主义犯罪,将会给反恐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带来有益

的启示。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法经济学解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犯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犯罪人在计算预期所得和犯罪损失之后,认为有利可图

才实施的。就恐怖主义犯罪而言,无论是恐怖分子还是恐怖袭击,都可以在法经济学的范畴内获得恰当解释。首先,恐怖分子是以“理性经济

人”的面孔进入法经济学视野的,这符合了经济学中参与营销论文" target="_blank">市场产权交易的主体为“理性人”的前提假设。恐怖分子负责恐怖袭击的具体实施,

这些受过一定教育、接受专业训练、掌握某种知识和技能的人,为恐怖主义暴力的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如日本奥姆真理教在实施沙林毒气

的恐怖袭击之前,就积极网罗优秀的医生、化学家、物理学家和电脑奇才,研制沙林毒气以密谋实施暗杀活动,最终走上与政府对抗、试图以

武力夺取政权的道路。
    其次,“理性经济人”的行为是经过主观上的利弊权衡和风险预测而故意作出的,并且伴随着一定的目的与动机。恐怖主义理念或意识形

态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思想基础,而恐怖分子期望通过恐怖袭击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则是其内在驱动力。恐怖袭击的目的不在暴力本身,而是通

过恐怖手段实现政治、宗教或其他的价值诉求,这也是恐怖主义犯罪区别于一般刑事犯罪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极端思想的指引下,恐怖分子通

过对无辜民众的杀戮和威胁,来唤起社会公众对其存在的认可,显示他们的活动能量,并以此为筹码同政府讨价还价。当其无理要求不被满足

时,他们则往往会实施更大规模的恐怖犯罪活动,企图以此影响民众的心理情绪并进而干预、操纵政府的行为[3]。
    最后,恐怖主义犯罪具有公开性和暴力性,通常以实施能产生“轰动效应”的绑架、暗杀、爆炸、劫机等活动来标榜其威力,由这些袭击

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通常会使一般普通民众产生心理上的紧张和不安。在恐怖分子看来,其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达到目的

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述就是这种方式的收益是零,所以他们只能选择以暴力杀伤来实现政治主张和自身价值。
    恐怖主义犯罪的组织者、指挥者、策划者和实施者在进行恐怖活动的时候通常会权衡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他们在得出通过暴力方式

获得效用的估计值大于因犯罪而支出的成本,也即所实施的行为是有效率的结论之后,即选取一定的方式发动恐怖袭击。除了追求产出大于投

入的效果外,恐怖分子还会尽量拉大其中的差额,比如采用高科技手段用最低的成本制造最大规模的伤亡,甚至发出让人难辨真假的恐怖喧嚣

或威胁,这些方式与传统的暴力袭击相比更加“划算”,也更能保存实力和实现恐怖目的。
    二、恐怖主义犯罪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恐怖主义犯罪的预期成本包括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社会成本是恐怖活动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和对他人

造成的损失,个人成本是恐怖分子为实施犯罪所支付的对价。个人成本由实施犯罪时直接付出的成本和由于受到惩罚所支付的成本两部分组成

。直接成本主要是指为实施恐怖主义犯罪所进行的人力投入、资金筹集、物质准备和对象寻找等。人力投入即挑选和招募人员,并对其进行宗

教、军事、体能和技术的训练;在资金筹集上,恐怖组织常通过走私毒品、枪支弹药和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等犯罪形式来以罪养罪;寻找

袭击目标、薄弱的安保设施、获得被害人的各种资料等也都需要支付信息成本。犯罪人因受到法律制裁而支付的成本是一种隐形成本,它由刑

罚成本和机会成本两部分组成。刑罚成本具有人身专属性,是一种不可预测的或然性支出;机会成本则是因为实施恐怖袭击或者被限制自由而

失去的获得合法收益的时间和机会。
    从理论上讲,犯罪的预期收益就是犯罪分子作为理性经济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所获得的利益收入,既包括通过潜在的经济利益表现出来的

有形收益,又包括通过犯罪心理的满足表现出的无形收益。恐怖分子通过积极追求恐怖事件的杀伤效用和财产损失后果来引起社会恐慌,迫使

国家作出妥协。恐怖主义犯罪的收益既包括有形的财产、领土等物质利益,又包括在无形的民族、宗教、种族上的“胜利”,以及成功实施袭

击后的自我满足感和自豪感等精神与心理方面的内容,如有的恐怖组织希望获得政府认可并拥有“合法”地位以掌握一定区域领土上的政权;

有的试图威胁政府停止武装行动、释放人质;有的要推翻国家的既有宪法制度,建立宗教国家以保障居住在伊斯兰世界以外的穆斯林居民的权

利和自由[4]。以“9·11”事件为标志,恐怖袭击的目标已经开始异化,在通过制造轰动效应以实现政治主张之外,恐怖分子要通过杀

害平民达到社会动荡、人心恐慌、政府权威下降的效果。
    现实生活中,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的比较结果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理性经济人”的行为方向。恐怖主义犯罪作为一种“生产”活动同样存

在活动决策即犯罪决策问题:是实施犯罪还是放弃犯罪。恐怖分子之所以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是因为其会因此获取更多的预期收益,这种收

益不仅超过了犯罪的预期成本,也超过了其从事其他行为所产生的收益。恐怖分子的预期收益=犯罪实际收益-犯罪直接成本-犯罪的时间机

会成本;预期的犯罪惩罚成本=确定的犯罪刑罚量×被判罪的概率。制造恐怖袭击的成本和收益无非是以下三种结果之一:犯罪成本大于、等

于或者小于犯罪收益。只有当恐怖分子的预期收益大于犯罪惩罚成本时,其才会进行犯罪;反之,犯罪无利可图,恐怖分子会停止犯罪。正常

情况下,刑罚量需要随着犯罪危害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这是由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决定的,但是,事实可能是预期的惩罚成本低于犯罪收益,这

是因为法律对该种犯罪设定的刑罚较为宽和或者恐怖行为被发现和惩治的几率较低,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204·三、提高预期成本,降低预期收益R·P·麦乐怡曾说过:法律的经济分析通过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和收益即经济效率的分析

,使我们可以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做出评价。预期成本以既有社会条件为基础,不会超出犯罪人所能

支付的物质、技术、人力成本范围,通过提高恐怖主义犯罪直接成本的方式来反恐,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可以很容易找到替代品。要遏制

恐怖主义犯罪,就要增加预期的刑罚,抵消因犯罪而带来的经济利润,提高预期的刑罚的方式有很多,严密法网和提高司法资源的有效性都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恐怖主义犯罪的发案率。
    首先,增加刑罚量,加大惩罚力度。通常,犯罪者成本随惩罚严厉性的增大而提高,要遏制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就要增加恐怖主义犯罪的

刑罚量。为了对犯罪进行有效的威慑,必须使社会对罪行的要价大于犯罪活动带来的价值[5]。由于刑罚不可能威慑所有的犯罪,所以立法

者和执法者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在刑罚制裁体系中创设边际威慑,使那些被威慑不实施危害行为的个人具有减少其行为造成的损害的激励。

为使刑罚量与犯罪被发现的概率之乘积保持为一个常数,需要用提高刑罚的方法来弥补犯罪查处概率较低的不足。理论上讲,提高刑罚量可以

增加恐怖主义犯罪的成本,从而减少收益,最终使恐怖分子放弃犯罪。刑法之所以不规定对所有犯罪均普遍适用最严厉的制裁方式,除了高昂

的社会成本和与社会基本情感相背离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可能会导致出现更严重的犯罪。对边际威慑力的内在要求,构成了对大多数犯

罪的惩罚严厉程度的约束。
    其次,健全反恐立法,提高惩治的确定性。要想有效地遏制恐怖主义犯罪,就必须提高恐怖分子的犯罪成本,增加预期刑罚量和提高刑罚

配置的确定性与严厉性。为提高犯罪的机会成本,就要扩大犯罪圈以增加成罪量、明确恐怖主义犯罪的犯罪构成、增加立法的确定性,并且使

刑罚设置更加清晰和明确。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反恐法律法规,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散见于刑法和其他法律之中,鉴于当前严峻的反恐形势和现实需求,可以

考虑对反恐问题设立专门的法律,详尽规定实体和相关的诉讼程序问题。反恐立法要与相关法律之间保持协调,避免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

突,满足司法实践操作的需要。
    最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犯罪查处几率。由于法律对恐怖分子所施加的影响只是一个概率事件,所以恐怖分子会心存侥幸参与到与

国家的博弈之中。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家对刑罚效益的内涵有了重新的认识,而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司法资源的丰富,以及执法人员素质的提高

和司法环境的改善,也都为提高发现和惩罚犯罪的比率奠定了基础。由于刑罚制裁的严厉程度通常是一定的和有限的,所以要威慑相对严重的

犯罪,提高追究和制裁的比率就变成了一条重要的途径。一旦确定刑罚的适用对象,就要及时予以落实,刑罚越及时,就越能够强化恐怖分子

有罪必罚的观念和认识,抑制其实施恐怖袭击的欲念。
    [参考文献]
    [1]冯玉军.法经济学范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21-122.
    [3]田宏杰.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J].法律科学,2003(6):31-39.
    [4]夏治强主编.反核化生爆恐怖:威胁·防范·处置[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51.
    [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357-38

5.
    (作者单位:1.吉林大学法学院;2.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责任编辑:秦卫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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