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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概貌与特征

时间:2012-07-10作者:夏 勇来源:中国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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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清代是方外文学总集编纂的最繁荣时期。较之前代,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数量倍增,并拥有独特的思想内容,还涌现出一批专收某一地域、寺院之方外作家作品的总集,以及道士总集,可谓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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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清代是方外文学总集编纂的最繁荣时期。较之前代,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数量倍增,并拥有独特的思想内容,还涌现出一批专收某一地域、寺院之方外作家作品的总集,以及道士总集,可谓开拓了新领域,取得了新成就。目前,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流布范围普遍甚窄,且存在若干含混错漏之处,需要研究者予以更多关注。

  关键词: 清代; 方外; 总集; 概貌; 特征

  我国传统目录学往往于“集部”之“总集”类下立“方外”一目,以容纳旨在收录僧人、道士文学作品之总集。当然,在僧、道之外,此类总集也可能含有若干居士、信徒及其他相关人士的文学作品。

  就现有史料来看,专收方外文学作品的总集出现于唐代,代表为释法钦辑《唐僧诗》?。此后,编纂方外文学总集的活动络绎不绝。而在清代这个我国古代文学、文化的总结期与集大成期,随着整个文学创作风气的空前普泛、文献编纂活动的空前活跃,方外文学总集的编纂活动也是水涨船高,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可谓清代文学、文化史上的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

  长期以来,对于我国古代方外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思想、历史、宗教等领域。而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切入考察者,虽然迄今为止收获的成果也已经相当可观,但一则较之思想、历史、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实绩与“人气”,毕竟有所逊色; 再者,有关方外文学的研究,目前也还仍有不少薄弱环节甚至空白需要加强与填补。譬如作为方外作家作品之渊薮的方外文学总集,便是一个至今都缺乏关注的领域。至于其中为数最多的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由于清代文学、特别是诗文研究长期以来所处的相对冷落的境地,更是问津者寥寥,和其自身的价值非常不匹配。本文拟立足于清代方外文学总集,对其基本面貌与主要特征作一初步梳理,以期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

  一

  先说专门着眼于采收僧人文学作品者。自唐释法钦辑《唐僧诗》以来,此类总集代有所出,主要有宋陈充辑《九僧诗集》、李龏辑《唐僧弘秀集》、陈起辑《圣宋高僧诗选》,元陈世隆辑《宋僧诗选补》,明毛晋辑《唐三高僧诗》与《明僧弘秀集》、释普文辑《古今禅藻集》等,可谓形成了一个总集序列与编纂传统。清人继承了这个传统,编有更多着眼于收录僧人文学作品的总集。较之前代,大致有以下两大显著特征:首先,部分此类总集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从而拥有了独特的思想内容。清代僧人群体的一大突出特点,便是在清初产生了大量遗民僧人。这批遗民怀念故国,却又受到清廷薙发令的残酷压迫,于是只能“弃儒而逃入禅学”[1]5,由此形成一个特殊群体。相应地,集中收录该群体作品的总集,也随之产生,典型代表为徐作霖、黄蠡等辑《海云禅藻集》。

  此集所收诸作者均与明末清初岭南著名僧人释函罡有关。函罡( 1608 ~ 1685 年) ,字丽中,别字天然,号丹霞老人,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师,广东番禺人。明崇祯六年( 1633 年) 举人,十三年( 1640 年) 于庐山归宗寺出家,拜华首道独为师,十五年( 1642 年) 应陈子壮等的延请,开法广州诃林( 光孝寺) 。明亡后,一度避乱于西樵山,又入番禺雷峰隆兴寺( 后改名海云寺) ,旋移庐山栖贤寺,历主华首、海幢、丹霞诸刹法席,后终老于海云寺。释函罡在清初僧人、士人圈内享有盛誉,这不仅因为他佛法精湛,同时也在于其强烈的入世精神与遗民意识。他曾作诗悼念为明室殉节者,如陈子壮、霍子衡等,又接受抗清失败的南明官员袁彭年、何运亮等的请求,为其赐法名,并收之为俗家弟子,保护他们免遭清廷迫害。由此,一个带有强烈遗民色彩的僧人、居士群体便逐渐在他周围形成。近人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载: “( 函罡) 已居雷峰,所立规矩整肃森严,于是粤之学士大夫洁身行遁转相汲引,咸皈依为弟子。函罡虽处方外,仍以忠孝廉节垂示,以故从之游者每于死生去就多受其益。”[2]40冼玉清《广东释道著作考》也说: “明亡后,天然和尚单锡于番禺员冈乡之雷峰海云寺,粤之士夫,凛于民族大义不甘降清,转相汲引,多皈依天然为弟子。”[3]689而《海云禅藻集》所收诸作者,正是该群体的主要代表。关于这一点,清中叶人汪永觉《重刻海云禅藻序》即明确指出:吾粤士夫夙尚气节。明社既屋,义师飚起,喋血断脰而弗顾者,踵相接。而天然老人识烛几先,盛年披缁,开法于番禺雷峰之麓海云寺。沧桑后,文人才士以及仳离故宦,多皈依受具。其迹与起义诸人殊,而矢节靡它,其心则一也。明代摧抑士气之酷,为亘古所无,乃士气激而益奋,未尝有所腹诽,皭然不渝,其素也如是。夫陶靖节生当晋季,刘宋受禅,何啻典午? 其咏鲁二儒云: “易世随时,迷变则愚。介介若人,特为贞夫。”写诚微恉,婉隐可喻。海云诸子,傥有靖节之流风欤? 所不能不出于披薙者,其苦心亦可哀也已……嗣得《海云禅藻》一书,凡所采录,坿著里贯行义,攷岭南明遗老轶事,以此书为最详。

  全书凡四卷,卷一收释今无、释今摩等七人之诗一百十五首,卷二收释今湛、释古卷等二十九人之诗二百三十首,卷三收释今锡、释古电等二十五人之诗三百九十六首,卷四收袁彭年、何运亮等六十七人之诗二百六十三首。前三卷所收皆释函罡之出家弟子及再传弟子,包括“今”字辈僧人四十二位、“古”字辈僧人十八位; 第四卷则收录函罡之在家弟子及其他相关人士。

  与《海云禅藻集》情况类似者,还有释弘修辑《诗遁》。此集今或已佚,不过根据清初人魏禧《〈诗遁〉序》的相关记述,仍然可以测知其性质。

  该序称释弘修“本乎儒而逃于禅者……采方外与隐者之诗,选而辑之,名曰《诗遁》……今之为诗,愤世詈俗,多哀怨激楚之音”[5]479,这些遁世逃禅者也不例外,而“夷考其行,则与世俗人无几异者”[5]479。由此联系着清初社会历史背景与诗歌创作特点来看,可知这部《诗遁》所收方外与隐者之诗,“总体上属于清初遗民诗的范畴。”[6]334思想内容而外,此类总集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集中收录某一个地区或寺院内之僧人文学作品的总集成批涌现。譬如: 佚名辑《滇释诗稿》,收录云南僧人诗作; 佚名辑《闽僧诗钞》,收录福建僧人诗作; 李邺嗣辑《甬上高僧诗》、董濂辑《四明宋僧诗》与《四明元僧诗》,均收录浙江宁波僧人诗作; 罗坤、王祖泽、袁浩辑《台岳英华》与林明经辑《台山梵响》?,均收录浙江台州僧人诗作; 佚名辑《慎江禅藻》?,收录浙江温州僧人作品; 何家琪辑《洛阳四僧诗钞》,收录河南洛阳四位僧人释知水、释月舟、释少摩、释圣楷之诗作,并附收释圣鉴、释圣彦二僧之诗作; 释震华辑《兴化方外诗征》,收录江苏兴化僧人诗作; 王豫辑《京江三上人诗选》,收录江苏镇江三位僧人释悟霈、释达瑛、释巨超之诗作,故以“京江”为名; 陈任旸辑《焦山六上人诗》所收释巨超、释了禅、释觉镫、释觉诠、释圣教、释大须六位僧人,也都曾在镇江焦山一带的寺庙出家,故有“焦山六上人”之称号; 吴允嘉辑《西湖宋六僧诗》与丁丙辑《南屏诗僧合集》分别收录在杭州西湖与南屏山一带活动的僧人诗作; 黄容辑《惠云寺三僧诗存》,则收录浙江桐乡惠云寺三位僧人释夜川、释观澍、释悟拈之诗作;

  前及《海云禅藻集》所收作者,同样大致以番禺海云寺为中心。

  这些收录某一地区或寺院之僧人文学作品的总集的大量涌现,是此前极其罕见、甚至从未有过的一种现象。此种现象与趋势之所以出现,从根本上讲,在于清代文学创作风气空前广泛,各类型文人群体的规模普遍扩展,而方外作家、尤其是僧侣作家的数量也在这个过程中水涨船高,并且在某些地区集中,由此,为着眼于某一地区或寺院的僧人文学总集的大量孕育创造了良好的温床。另外,清代地域文学高度发达,地域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纽带,将大批文人联系起来,其力量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此前一贯支配着文坛走向的思潮、时尚等传统元素。关于这一点,今人蒋寅先生指出:“文学史发展到明清时代,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地域性特别显豁起来,对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也清晰地凸显出来。理论上表现为对乡贤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体现为对乡里先辈作家的接受和模仿,在批评上则呈现为对地域文学特征的自觉意识和强调。”[7]166这种理论、创作、批评三位一体的浓重的地域文学意识,为着眼于地域的总集、诗话、人物传、艺文志等类型著作在清代的大批涌现,提供了思想背景与动力。

  诸如《滇释诗稿》、《闽僧诗钞》等僧人作品总集,正是清代高度繁盛的地域文学总集编纂氛围烘托下的产物,是整个清代地域文学总集的一个别具一格的小类型。它们的集中出现,显示出清代僧人文学总集乃至整个方外文学总集的编纂朝深化、细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至于其他着眼于收录僧人文学作品的总集,主要还有董耒辑《南雅》、张青辑《国朝释家众香集》、释行徹辑《国朝方外诗征》、释名一辑《国朝禅林诗品》、释了慰辑《莲花世界诗》、释穹公辑《灯传集》、释焕然辑《碧云存稿汇钞》、陈鹍辑《岩栖梅菴诗合刻》,以及释道正、释道济合撰《春空唱和诗》等。与前及《海云禅藻集》、《滇释诗稿》等合计,可知清人编选僧人文学总集至少在 26 种以上,数量较之前代,大为增加。由于数量的大幅增加,清人编选僧人文学总集的内部形态也开始趋于复杂。就收录作品的时段而言,既有前代僧人总集,如《四明宋僧诗》、《四明元僧诗》、《甬上高僧诗》分别专收宋、元、明代僧人诗歌,也有通代僧人总集,如《灯传集》收录明代僧人释弘本、释宗显,以及清代僧人释中英的作品,更有专收清代本朝僧人作品者,如《国朝释家众香集》、《国朝方外诗征》、《国朝禅林诗品》等冠以“国朝”字样者即是。就编纂形式而言,既有一批像《海云禅藻集》这样的综合选本,也不乏《京江三上人诗选》、《焦山六上人诗》、《碧云存稿汇钞》、《岩栖梅菴诗合刻》之类的丛刻总集。至于类型方面,则如前所言,以专收某一地区或寺院之僧人作品之总集最为大宗,其次为《国朝方外诗征》式的全国性选本; 并且还兼有少量带有唱和色彩者,其中最显豁的便是《春空唱和诗》,另外,曹锡辰辑《金陵方外五家诗》作为一部僧人、道士合选总集,也体现出一定的唱和因素,具体详见下文。概言之,清人编选僧人文学总集不论外在数量,还是内部形态,均逾迈前代,攀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同样堪称清代僧人文学总集乃至整个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一大突出特征。

  二

  再说专收道士文学作品的总集。综观我国历代文学史,道士的文学活动,总体上不如僧人那么兴盛与引人瞩目。相应地,专收道士文学作品的总集也十分罕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洞天集》五卷,提要曰: “汉王贞范集道家、神仙、隐逸诗篇。汉乾佑中也。”[8]443这部五代后汉乾佑年间人王贞范编纂的《洞天集》,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具有道士因子的文学总集,唯今已散佚。不过,从“道家、神仙、隐逸诗篇”的词句推测,它恐怕并不是一部专收道士诗歌的总集,而同时也包含了若干神仙、隐逸题材的诗歌,至其作者,则未必尽为道士。转贴于中国论文库 http://www.lwk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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