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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思的融合:古代文学批评文体特征探源

时间:2012-07-08作者:袁文丽来源:中国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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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文学批评在思维形态和话语表达方式方面呈现出诗性、感悟、灵动的东方特色,且批评文体往往就是文学文体。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特征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根源,先秦朱子典籍的文学化、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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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文学批评在思维形态和话语表达方式方面呈现出诗性、感悟、灵动的东方特色,且批评文体往往就是文学文体。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特征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根源,先秦朱子典籍的文学化、散文化对文学批评的“如何说” 产生了最早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古代批评家身份和性格的特殊性使之不由自主地选择和契合了生命化批评。

  关键词:批评文体;文学性;批评家

  一 引 言

  文体是文本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中认为“文体是指散文或韵文里语言的表达方式,是说话者或者作家在作品中如何说话的方式。”文学批 评文体,是指批评文本的体裁样式,是体现在批评文本中的批评家的话语方式,是指涉“如何说”的问题。

  按照西方近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规则,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应各有其体,前者应是诗笔,后者应是议论,文学与批评各行其是,虽命脉相连却又泾渭分明的分管各自的独特领域。但是,这个“理”与中国文学批评之“实”并不相符,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批评文本之中,批评文体可能就是文学文体,“批评”可能是“文学的”或具有“文学性”,“文学”亦可能是“批评的”或具有“理论性”。纵观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先秦的对话体,两汉南北朝的骈赋体,唐时的论诗诗,宋朝的诗话、词话,元明清的曲话、小说评点等,无不是文采翩翩、形象生动、情辞激越,具有鲜明审美化特点的“美文”。如陆机《文赋》以赋体论文,铺陈论述,对仗工整,举体华美;刘勰《文心雕龙》全文用精美的四六骈体写成,在写作中追求语言的声韵、对仗和藻饰,大量使用形象的比喻、类比、典故等;钟嵘的《诗品》分明是二十四首四言诗,其取譬之奇特、意象之丰富、语言之飘逸、意境之唯美,凭借极具诗意和想象性的文字出场,勾勒和呈现了一幅幅自然清丽、哀婉幽深的优美画卷,真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令人遐想无穷。

  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特征使得中国的文学理论著作与西方截然不同,它没有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的长篇大道的逻辑说理,也不运用“甲是甲,乙是乙”的语法判断句式作严格而确切的概念界定;而总是用诗性感悟的思维方式,运用学创作中惯用的拟人化、比兴式的言说策略,通过呈现活泼生动的形象,向读者“暗示”其所表达的思想和内涵,让听话人去“体悟”而不是“理解”他的生命哲思和意象世界。

  因此,古代文论呈现出随意化、感悟化、印象化、自由化的特征,这正是其优点和特色也是其缺点和局限所在。文论中所体现的可以是文人的兴会、名士的随意和智者的顿悟,是一些以阅读为基础的感性断想。这其中如吉光片羽般闪烁于历史长河中的生命碎片纷繁涌动,倘加以解读,便可直探亘于诗论中的深沉的生命之流,折射出主体强烈的生命意识。

  总之,正是这种文学性特征滋生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批评,形成了其诗性化、生命化感悟的言说方式。在中国古人的这些文字中,我们似乎领会到他们对于诗性领悟的珍惜、对于直觉的偏爱以及对于逻辑推导的不信任。他们在诗性思维与诗化文字之中,找到了最能直探本源的途径与方法,此外的一切似乎都是不完满的。诚然,这种文学性特征的形成又有其深刻的根源,笔者试图从先秦朱子典籍的文学化、散文化及批评家身份的特殊性来分析其对“文”“论”同体的影响,及其如何作用于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的。

  二 “润物细无声”——先秦诸子典籍的文学化、审美喻象化的影响

  文学寄生于文化之中,吮吸着文化的营养;同样,批评也寄生于文化或文学之中并吮吸着它们的营养。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即其“如何说”的问题,深受先秦诸子以来的诗性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的影响。试看先秦诸子时期的中国文化典籍,无论对话体的《论语》和《孟子》,诗歌体的《道德经》,还是寓言体的《庄子》,其内容是关于自然、人事、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和文学的理性思考,而他们所选择的言说方式却是文学化、散文化的。先秦诸子典籍的文学化、散文化对文学批评的“如何说”,对其挪用文学文体进行批评理论的言说(即“文”“论”同体的现象)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面就以最具文学性和审美化的《庄子》为例进行分析。

  首先,表现在其对生命哲思的诗性言说。在庄子的哲学美学体系中,对个体生命的永恒探索既是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其终极追求和最终归宿。然而,庄子对这一命题的追问不是凭借着严谨的逻辑思维和缜密的推理方式,而是借助于随意、感性的形象思维和充满跳跃性和联想性的想象方式进行的;关于其探索成果和思维结晶的记录表述,也不是借用于抽象、枯涩、难懂的哲学语言和理论话语,而是运用散文的手笔、寓言的形式、抒情的方式形象的演绎出来,从而引发人们进行感悟、思索。这就是庄子典籍的妙处。在其看来,“言不尽意”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事,语言理解的最佳妙处在于“得鱼而忘荃”,“得意而忘言”,那为何不让人在丰富可感的艺术形象中体悟宇宙万物的真谛呢?因而,其谈经论道,并不从事物抽象的概念和范畴出发,也不喜好先摆事例再进行总结和归纳,而是一开篇就以文学的笔法、寓言和神话的描摹方式,通过刻画扶摇直上、遨游云海的鲲鹏形象来表述一种对自由向往的理念和不断追求的精神。在《庄子》各篇中,我们看不到直接的说理论述,却可以直观到包罗万象、无奇不有的艺术形象的呈现:硕大无比的鲲鹏、御风而行的列子、目光短浅的蜩与学鸠(《逍遥游》),三心二意的众狙、羽化成蝶的庄周(《齐物论》),巧手为锯的梓庆、自不量力的蝗螂(《达生》),啄饮自如的泽雉、“技进乎道”的庖丁(《养生主》)等等。这些遍及自然万物的丰富艺术形象,通过具象的诗意表达,以一种貌似简单、漫不经心的对话和喻示,向世人启示了形而上的生命本真的自由存在。在庄子这里,抽象的哲思与具体的艺术形象达到了完美的融合,人们在诗意的徜徉和无限的想象中一步一步的叩问生命的真谛,更彰显了“形象大于思想”的庄子式的智慧和高明之处。

  其次,表现在其对哲学概念的生命化与境界化展现。在《庄子》一书中,不仅深奥的思辨理论和玄虚的思想义旨是借助寓言的形式传达出来的,就连一些本来是十分抽象、极具概括力的概念和范畴,也能用文学的笔法把它们描绘成具有丰富思想感情、富有生命活力和灵动感的人与物,从而使抽象的概念获得了生命化的展现。

  在这方面最富有代表性意义的是在庄子对其处于核心要义的“道”这一范畴的一系列探讨和描述。

  在《知北游》一篇中,庄子借助于“无知”、“无能”、“去言”、“去为”、“太虚”等形象的词语,指出了“道”的玄乎性——高深莫测,不可言说。通过生活中普通化的语词,“在蝼蚁”、“在瓦甓”、“在稊稗”、“在屎溺”的形象化譬喻,又暗示了道的普遍共通性,它生活在自然万物之中,给人形象生动之感。在《大宗师》和《齐物论》中,庄子又采用拟人的笔法,将一个本来是冰冷枯燥的哲学概念描绘成一个充满神奇功能、富有人性甚至神性的生命个体。如以“真宰”、“真君”、“造化”、“神”、“宗师”等富有形象性和人格化的称谓来指称“道”的内涵和本质,以“圣人”、“真人”、“神人”、“至人”等人化名词来称谓具体化的“道”,以及“体道”和“达道”的过程。同时,庄子让一些近乎“道”的概念相互对话,进一步澄清“道”的本质,在《知北游》中,庄子让“泰清”、“无穷”、“无为”、“无始”等互相诘问;在《盗跖》中,让“无足”和“知和”进行争辩,《齐物论》中“罔两问景”的例子……都是把哲学概念拟人化,从而使其带上鲜明的生命体悟色彩。中国文学批评中就有很多把文学概念和范畴人化或拟人化的例子,如形、气、神、筋、骨、主脑、童心、首联、尾联等,这种契合多少反映了先秦诸子的言说方式对批评文体的影响。转贴于中国论文库 http://www.lwk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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