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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上市公司信息质量披露的研究

时间:2011-09-05作者:张彩玲来源:中国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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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着手,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对策。  关键词:虚假信息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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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着手,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对策。

  关键词:虚假信息监管 注册会计师 民事赔偿制度

  一、我国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的原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之所以如此严峻,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缺陷、政府功能失灵以及监管部门监管乏力等有关。外部监管环境的失效在一定程度上为虚假信息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为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制造和发布虚假信息提供了“温床”。

  1.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的法律责任。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的法律责任规定:行政责任方面,《证券法》、《公司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主要以行政责任为主,《条例》则全是行政责任的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主要是罚款和警告,其中关于罚款的幅度,《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规定有所不同:《公司法》第203条“:公司在依法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等材料上作虚假记载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证券法》,第193条“: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报送的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刑事责任方面,《刑法》第160条、161条有关于信息披露犯罪的规定,主要根据涉案数额、危害后果和犯罪情节,认定是否犯罪。处罚方式主要是判刑和并处罚金,并且将信息披露犯罪区分为发行过程中和上市以后两种,其中发行中造假的责任较大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和非法集资金额1%~5%的罚金,对于上市以后的造假,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和2~20万元的罚金。相比之下,有关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很少。尽管在《证券法》的第63条和第202条以及《条例》中都规定“违反本规定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而在证券市场建立之前就己存在的《民法通则》不可能对证券违法行为做出规定),这些规定都流于笼统,对违法行为如何认定、怎样追究责任人的民事责任、责任者的责任如何划分等问题,几乎没有涉及,或过于原则化或抽象,给司法实践造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执法环节薄弱,无法通过针对会计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民事诉讼来有效制约违法者。此外,尽管我国《会计法》几经修改,最终还是没有涉及民事责任的内容。

  2.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方面,中介机构的行政责任在《注册会计师法》、《条例》和《证券法》中都有相关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主要有:没收非法所得、罚款、警告、责令改正和吊销资格证书等。其中罚款的数额为违法所得的1倍以上5倍以下。刑事责任方面,主要体现在《刑法》第229条的规定之中,即中介机构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如果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是因为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同样,有关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很少,仅在《条例》和《证券法》的部分条文中有一些原则性规定,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条件和责任适用等基本方面,则没有任何具体规定。对于中介机构而言,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规定基本合理。中介机构所受的行政罚款是其非法所得的1倍到5倍,而上市公司遭受的罚款可能只是非法所得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也就是说,中介机构的行政罚款数额比上市公司的还要高;同时,刑事责任的处罚也比对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的处罚要严重,判刑最高可以达10年,而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的判刑最高只是5年。相对于中介机构的违法所得,与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相比,这样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已具有一定的威慑力。但是,对民事责任没有具体的规定,因而也无法通过民事诉讼制约其违法行为。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我国目前会计信息披露管制的法律责任体系之中,是行政责任为主,对民事责任的规定最为薄弱,即重在惩罚,而不是对投资者的赔偿。对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而言,这种法律责任体系显然很难起到有效地惩罚和威慑作用。例如,《证券法》规定的对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的行政罚款的幅度为30~60万元。最近,证监会对会计信息披露严重违法者银广厦的处罚也只是60万元,而这已经是最高限额。这些罚款与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所获取的非法利益相比,微不足道。

  3.政府监管失灵。政府的身份并非超然独立,如果我们把上市公司看成独立的利益主体的话,政府也是具有特殊利益的主体,并且其内部还进一步分化成众多的不同利益集团。在我国特殊的体制背景下,所有这些利益主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仅以地方政府和证监会这两个政府部门为切入点探讨政府在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中负有的直接或间接责任。

  对地方政府来说,本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是每一级政府高度关注的,在由中央政府统一确定上市额度的前提条件下,努力争取让本地更多的公司上市,是当地政府或中央部委“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表面上与虚假财务信息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将一个亏损企业推向资本市场,或增发股票,不仅为困难企业筹集巨额资金,暂时缓解危机,也增加了当地经济的“活力指数”。上市公司的数量曾一度成为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特征值。一项研究表明,从1998年起各地方政府争相给当地上市公司种种政策上的优惠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中十分普遍的现象,其动机无非是满足经济动机(即地方经济的繁荣)与政治动机(即地方政府的政绩)。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实质上参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对上市公司业绩提升和配股资格的取得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影射出地方政府对于披露虚假信息的动机和愿望。

  4.证监会监管失灵。中国证监会在股票上市过程中及上市后都扮演着一个全能的角色,既负责新上市公司的资格审查,也负责日常管理,还要负责配股资格审查、处罚等监管工作。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质量,是存在矛盾心理的。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监护人”,当然不希望企业借助虚假财务信息上市。另一方面,中国证监会又是政府职能部门,它理应贯彻中央政府的主要方针、政策。“为利用股票市场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各地、各部门在选择企业时,要优先推选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国家确定的1000家重点国有企业、120家企业集团以及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特别要优先鼓励和支持优势国有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收购兼并有发展前景但目前还亏损的企业,实现资产优化组合,增强企业实力。”鉴于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1998年以前总体效益低下的事实,中国证监会在履行政府职能、扶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角色中,如果没有必要的约束和限制机制,它完全可以不关注财务信息是否造假,其主要精力将集中在:如何更好地、更出色地履行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部署。而中国资本市场上所流行的“包装上市”“、捆绑上市”等术语,也反映出中国证监会的审查并没有很好地起到过滤虚假信息的作用。在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过程中,由于证监会功能定位偏误,导致其扮演多面角色,既当“裁判”又“踢球”,自身(责任)利益考虑是其行为最根本的依据。这也是政府监管失灵的又一体现,这种政府失灵与我国资本市场充斥着虚假财务信息的现象构成了因果关系,从而进一步证明了仅有政府监管不但修补不了信息披露制度失灵,甚至会导致其加剧。转贴于中国论文库 http://www.lwk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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